我不是一個渴望成功的人,相反的,我還刻意不去追求;我祈禱的時候甚至會說「拜託天主不要讓我老公發大財」…可能因為覺得要成功總得要面對勾心鬥角、做些不合自己本性的事情,能夠快快樂樂過一生就好。對我來說,快樂就是「自由」。

童年時期,我跟著哥哥、半夜還開著手電筒在被窩裡、廢寢忘食看的那些《四郎真平》、《基度山恩仇記》、《傲慢與偏見》、《米蘭夫人》、卡夫卡的小說…等等,漫畫或者世界經典都有;雖然在我成長的年代,整體社會物質還很貧乏,但是在這個由書開創出來的世界裡,卻非常廣闊、自由,這樣也養成我後來嚮往自由,比較不被世俗所謂「成功定義」所束縛的思考。

這樣的概念用在選擇結婚對象上也是一樣,以前會覺得不要嫁給做生意的,刻板印象覺得生意人就是市儈、俗氣,如果嫁給大學教授多好?也覺得有錢人不會是自己的菜,因為覺得人有錢就會變,連帶而來會有很多自己無法預料、掌握的事。對我來說,想法契合最重要。

不過,我老公就是個做生意的,恰好是我當初設定不太可能交往的對象。他和我妹夫是同鄉,所以以前大家很自然會玩在一起,他個性和我不一樣,非常活潑。但我們交往後沒多久,他就出國、跑非洲工作去了。

可能是遠距離的關係,我們只能靠書信往來,他一週給我寫兩到三封信,這樣持續了兩、三年的時間,就講一些生活的點點滴滴…我想,可能是在異鄉工作實在太無聊,但也因為這樣,我們反而有機會講講心底話、做很深度的溝通,找到彼此契合的點,這也許必須是寫信才能達到的交流,說起來,我們這樣還滿像筆友的。

我初中的那個年代,非常流行交筆友,只不過,60年代的台灣還很封閉,交筆友是普遍被禁止的事。那些有交筆友的同學,把信藏在書包裡、都得偷偷摸摸的。有一本叫「姊妹」的雜誌,A4對半大小、來自香港的刊物,厚厚一本,卻有1/3是誠徵筆友的單元,上面有來自各國、但多半是東南亞的人,在小小的欄位裡寫上自己名字、興趣、是哪裡人…等等的自我介紹。我尤其喜歡研究他們的國籍,很多從沒去過的地方像是「沙勞越」、「檳城」之類的,邊看邊想像那是怎樣的地方,很多東南亞城市的名字,都是從那時候開始認識。

那個封閉的年代,我念的復旦中學和其他學校比起來,倒是相對的開明。學校是由復旦大學的校友來台成立,倡導獨立思考的能力,一個禮拜有兩天可以不穿校服;學校也不太限制頭髮長度,所以我也沒有流過所謂的「耳上三公分」髮型。甚至,高中時我們還開舞會,班導師也來參加…中學原就是一個人成長中塑形、定性的重要時期,也許是這樣,我特別嚮往自由、不會汲汲營營追求成功、想的跟別人不一樣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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